我的屯溪，是在脚底板的水泡里慢慢长出来的。

10岁那年的清晨，休宁县十字街的轮廓还浸在墨蓝的天光里，我们海阳二小的学生已经唱着歌排着长龙般的队伍走上马路了。砂石路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啃咬声，万安、海林、梅林、新潭……地名像念珠般在带队汪校长的口令里滚过。走到后来，小腿成了两根僵木，只有满心的新奇还在扑腾——屯溪，这个名字念在唇齿间都带着潮润的江水气，它该有多大？市里的人，真能比我们县里的高出半个头去？

第一眼的屯溪，果真是要淹死人的大。新安江竟能这般阔阔地劈开一座城，江水清澈透底，托着帆船不紧不慢地摇，像匹陈年的老绸子在抖。我们挤在新安桥的石栏边，脖颈伸得像鹅。原来城是可以被水分成两爿的，对岸的屋脊挤挤挨挨，黑瓦连成一片漾动的海。后来逛了＂江心洲广场＂，看了些时髦的物事；又钻进＂老街＂，石板路被百年的鞋底磨得起了清光，两边木门板上的雕花，缠枝莲、暗八仙，都在阴翳里喘着古老的湿气。老师说这是“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”，我那时不懂画，只觉满街的门洞都像张着的嘴，吞吐着陌生的、热闹的声浪。那天夜里，我的梦里全是晃荡的水和没完没尽的石阶。

两年后的夏天，我终于做了屯溪的“亲戚”。母亲领我们去＂柏树街＂的外婆家，第一次坐了公交车，车窗外的街景像拉洋片似的滑过。外婆家那扇廷院深深的木门后，藏着整整一屋子的热闹，大舅吴燉辉的茶泡得酽，二舅吴柏林的笑声能把瓦片震响；几个姨的名字——继姣、金姣、米姣、马姣——念起来像一串轻快的铃铛。那些日子，我成了柏树街的熟客，能在纵横的巷弄里找到卖酒酿的挑子，晓得哪家灶头煎毛豆腐的油香最勾人。夜里躺在吱呀的竹榻上，听见邻家无线电里依依呀呀的样榜戏，竟觉得这异乡的夜，也有了休宁老家那种被包裹的妥帖。可到底还是客。外婆用腊肉炖的笋干再香，临走时包给我的冻米糖再满，那声“下趟再来”总在耳边提醒：你的根，不在这里。

根挪过来的那天，是1991年的初春。屯溪区人民医院登在《黄山日报》上的那方启事，像枚石子投进我多年按部就班的人生。当“人才引进”四个铅字真真切切印在我的调令上时，整个休宁小城都侧目了。父亲背着手在堂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后只说：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去，让江水养养看。＂

这一养，就是大半生。我从医院宿舍的白墙，搬到区党校老楼爬满青藤的窗前；从柏树街东里巷逼仄的弄堂，迁进屯溪三小校园里听见孩子书声的寓所；再后来，商贸城康乐路六楼的阳台，成了我看新城长高的瞭望塔。直到最后，我的根，终于扎进了老街口华馨苑的泥土里。

如今推窗，左边能望见戴震公园的苍郁山脊，右边能闻到新安江带着水腥的晨风。而中间，是我走了千万遍的、东西横穿的老街与河街，江水还是缓缓地、清清地流着，像我初见她时的模样。可我知道，我和她都不同了。她怀里多了几座虹桥，我鬓间添了许多白丝。她看我从一个怯生生的探看者，长成了能在她臂弯里坦然老去的市民；我看她从记忆中那个宏大的“别处”，渐渐缩成可以握在掌心、暖在胸口的一方故土。

我的屯溪，终究不是在梦里，也不是在糖里，而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开门见山、推窗见水，在双脚终于能在她的每一条脉络里，走出回家的路里，稳稳地、慢慢地长成了。长得像老街那些老房子的墙根，青苔覆着砖石，砖石连着大地，再也分不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