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坐在堂前竹椅子上换好上山鞋，看看我，又扭头望望上门头长条桌上的马头座钟细声说了一句：“别敲了，你舅在托关系给你找事做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时针已经指到“8”，说完便向厨房走去。

　　我坐在大门石门槛上与母亲拧巴着——“快换鞋上山”，刺啦一下点爆了我。死劲敲打那双又气又恨破解放鞋。抖泥巴不假，可无需这般使劲。气和恨来自我的内心，我就是十分的不情愿换上山鞋袜跟母亲一起去挖茶棵地，借来的《天龙八部》看得正起劲呢。

　　母亲从厨房过来，见我穿好鞋起身，又说：“先在家做做起，茶棵地狗尾草都长满了，再不挖，过段时间就落籽了。那边岭，我一天挖不完，配着挖点，吃不消就躲树底下。”仍是低声细语，生怕又碰到我哪根筋便要犯浑。

　　1989年，我中考没有考取中专（那时候，先录中专再录高中），读高中是不可能的事——哥哥都没读高中，在家学了三年木匠，再说三年高中下来，考不考得取大学是未知数。母亲一直想我考取中专，读个师范，劳心费力地供，三年出来就有工作有工资。复读和读高中，我和母亲谁都没有说。

　　母亲每天忙天忙地做吃做喝，养家禽牲畜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。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高兴就做，不高兴闲吃闲喝。可以说，我真正陪伴母亲的务农生活是母亲偷偷抹泪“作孽呐，前世一劫”与我“变死变活”的相持。

　　次年开春，有消息来，舅舅有位学生给我寻到一份去黄山干临时工的工作。清明节那天，姐夫用自行车载着木头箱子、被褥、生活用品送我去报到上班，于此，我告别出门要换上山鞋的务农生活。这大概是母亲关于我第一件“好起来”的心事吧。

　　9字开头的前几年里，一切还是计划经济，吃饭是要粮卡和粮票的，我不可能从家里背着米去单位大食堂换饭票。这也不现实，因为从蓝田里仁村到黄山约30里路，山马路爬坡过岭不通汽车，骑自行车要经过双岭头、大岭下、小岭下、寨西岭、汤口岭、逍遥亭，骑自行车几乎是推上岭骑下岭这样子。于是，换粮票给我吃饭是家里重中之重的事。

　　好在父亲在供销社上班，你托我、我找你的事，换粮票不算太麻烦，但一定是要全国粮票和安徽省粮票还是有一定困难的。我一般一个月回家一趟，星期六回家住一晚，星期天拿着粮票，背着酸腌菜、辣椒酱回黄山。

　　有一次回家拿粮票，因帮母亲背复合肥给山顶茶棵地里的禾苗下肥，一上一下就中午了，抹抹澡换换衣服，锅里舀碗冷饭扒下肚，便骑着自行车急匆匆赶路。

　　到了寨西岭，才想起来换衣服时粮票没拿出来，那个怄呀。掉个头回家拿，进门撞见母亲拎着猪食桶，母亲见我大汗淋漓进家，丢下猪食桶跟着我问：是粮票掉掉了，还是没有拿呀？

　　我说：“没有拿。”母亲紧张的神情松了一下，紧接着又紧起来。因为她不知如何是好手不停在身前摆弄围裙——左手捏右手，搓搓，右手捏左手，搓搓，跟前跟后盯着我找粮票。我再次推车出门，母亲双行眼泪滚落，不停地叮嘱：囡啊，慢慢滴呐，慢慢滴呐。来得及。

　　1994年，真正意义的屯黄公路开通，是一条从屯溪机场通往黄山风景区的旅游公路。屯黄旅游公路，线路优化改良，路面扩宽，打通隧道。我骑自行车回家，告别骑一半推一半的历程。此时，粮食放开，全国取消粮票，钱可以直接买饭票，我每个周末都骑车回家，不赶不急不拿粮票，回家的目的是帮母亲干重活、体力活，母亲老了。

　　每到星期六，母亲就去村口候。她那一堆的活，到了星期六，似乎就不急了，倒是肚子里的话满得快藏不住，要跑到村口去等着说。从进村口开始，逢人就有听：“哎呀，才来呀，你妈桥头站好久喽。”“唉，回家了，你妈路口来来回回好几趟了，回家一下，又来。”“快点，快点，你妈等你呢。”母亲把我领回家，好菜热饭伺候好之后，端坐在沙发上开始噼里啪啦放“千字鞭”——听她说事。谁帮她搬了大石头压火腿，又是谁给她托漏雨的瓦，天顺帮她把猪栏里的猪粪扒扒都挑到菜地里了……最后点题，“现在好，骑车不用爬双岭头，路上车来人往，不怕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我骑着永久牌轻便自行车往返单位与家之间，出门进村独来独往。我回家，母亲依然会给我放“千字鞭”，只是话题不单单说我们家的事了。“那个跟你玩得好的顺芬快要结婚了。”“忠全真想谈婻，蜜蜂一样跟前跟后。”起先我很感兴趣，回家母亲不说，我还会追起来问：“他们现在怎样了，她妈娥仂同意呀，他家四个儿子耶。”

　　再后来，渐渐地母亲会问：“你黄山那里看不看得见‘后生颇’呀？有一起玩得来的吗？”我勒个去，绕这么大弯子，白一眼，扭头走老远。母亲藏着诸多心事：工作稳不稳定呀，工作稳定了就应该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小孩……一个母亲的心事永远不得满足。

　　1997年至2000年，陆陆续续，一件一件地完成母亲的心愿，恋爱、结婚、生女，自行车换了踏板车，依旧匆匆往返回家的路。

　　2008年，国家相关政策出台，我们这些体制外的编外人员相继办理“五险一金”，工作连续10年以上职工签订《无固定期限合同》，我把这天大消息告诉母亲，母亲自然听不明白我说的这些新鲜事，但知道是“好事”。

　　倚靠在坐出凹坑的沙发里，揉了左眼揉右眼，继而双手捂脸从上往下一撸到底，神态俨然地努努嘴，“嗍”一下鼻子，讲一句；“吭”一声喉咙，润润嗓子又讲一句：“俺这一生吃几多苦呦，生产队里做事，男人不在身边的妇女受多少欺负。”“要不是国家政策好，‘包产到户’，我三个子女怎样培养出来。”

　　看看，想想，心心念念。“大女沾光国家政策‘到农村招干部’，去乡政府工作了。”“儿子，享受国家最后一批顶班政策，虽然现在下岗自己开店，生活也过得去。”

　　我也扭头东看看西看看。堂前板壁除了挂历、年画是新的，有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摁个图钉钉在日历边上。糨糊贴的大金囍字、屋柱对子、房门对子都贴了好多年了，梁上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堂前也没有新的归置物。

　　我过去一把搂，拍拍晃晃，大声对她说：“是滴呐，你三个子女，都沾着国家光。国家好！共产党好！！”

　　母亲哈哈笑出声来，母亲这一声来自心底长笑，笑出“一切都会好起来”的模样，也笑平服了她折折弯弯的心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