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给你寄了一箱枇杷，明天估摸着能到。”母亲在电话那头叮嘱我查收快递。

　　“寄什么啊，我不喜欢吃水果，一箱哪能吃得完。”我有些埋怨，实则不想去取厚重的快递。

　　“给你的室友朋友分点不就成了。”说完，母亲挂了电话。

　　五月的天，大多阴雨相伴。潮湿的热空气也在我们的一呼一吸间宣告夏天的来临。家里的枇杷熟了。这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最多的消息了。说起黄山，除了那闻名世界的山峰，还有那每个季度都会活跃在大众视野里的特产。

　　小的时候，家住在深渡，一个漂泊在新安江上的小镇。记忆里的五月，是一个个果农挑着装满枇杷的竹篮，走去游客聚集的码头上吆喝售卖。游客一下船，就能看到沿路边果农摆得整整齐齐的枇杷。他们驻足，然后开始商讨价格，边吃边说。农人倒也大方，一个劲地说：“来来来，尝尝，可甜了。今年雨水少，枇杷味道包你满意。”于是，游客就停留在这黄澄澄的一片面前，三五成群。

　　舅舅家的枇杷树是在他成家的那天种下的，每一年都勤勤恳恳地为我们输出果实，夏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帮小孩还经常绕着树柱子转啊转，踮着跳着摘大片的叶子，然后在上面画画。在我六年级，也就是北京奥运会那一年的时候，我转到县城读书，父亲也开始了他新的事业。一天清晨，我还未完全苏醒，母亲说，今天不上课了，回趟外婆家。我不解问道为什么，母亲说外婆去世了。或许是当时年幼无知，对死亡的理解还不够刻骨，从县城到老家的一路颠簸，大人的沉默开始让我惴惴不安。走进老房子，我看见穿着寿衣的瘦小的外婆躺在草席上，身上压着一杆秤，一种凉气不禁让我颤栗。我不敢与任何人进行眼神的交流，仿佛每一个大人都在向我诉说这个噩耗并企图安慰我。舅舅家就在外婆家的隔壁，我来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庭院里的枇杷树，因为听大人说，如果家里有老人去世，那么家中就必须砍掉一棵树。当走进庭院时，我所有的担心都变成了现实，那棵长了十几年的枇杷树果然不在了，就连树桩我也没见到，于是还未等到这一年的五月，它便收紧了所有的芬芳，埋藏在每一片叶子与枝桠里，带着一个家族的思念，追随故人而去。

　　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，家里养成了收看地方台新闻的习惯。又是五月，那片被太阳照耀得更炫灿的黄色又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和几年前不同的是，它们不再是简陋地被束缚在篮子里，而是一个个地洗干净了身子，放在了红桌布上，吸引游客的目光。我看见电视里他们满面春风采摘枇杷的画面，扭头问妈妈，“枇杷好吃吗？”“你小时候不是吃过吗？舅舅家的。”“是哦，我都忘了。”“那明天我去买点尝尝吧。”“不了，太贵。而且我不喜欢吃。”

　　幸运的是，吃枇杷的愿望第二年就实现了。父亲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了两个纸箱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，是熟悉的香气。于是在晚饭后的慵懒时光，一家人把枇杷挑拣出来，洗干净，坐在沙发上，享受剥皮、一囫囵、吐籽的乐趣。黄枇杷的甜和白枇杷的沁都辗转在唇舌间，每每数我剥皮最慢，母亲有时挑到好成色的枇杷就会把棕褐色的籽抠出来，然后把果肉送进我的嘴里，那种满嘴都是沁香的甘甜，竟有种大快朵颐的感觉。那个时候，我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它，在享受一颗颗枇杷的甘甜时，也享受与父母同坐沙发上聊天聊地的乐趣。

　　母亲果然说中了，快递在第二天如期而至，可惜雨天路上的泥泞让我犹豫了一个夜晚，直到第三天我才把快递取来。在未开封之前，我跟妈妈说，拿了快递，我妈一脸愕然，然后着急地说，“那差不多坏完了。”“不会吧。这才迟了一天啊。”我手里抱着包裹，嗅了嗅，天真地以为一切正常。我爸接过手机，“赶紧打开吧，也是浪费了你妈妈的一份心意。”

　　一下，我突然觉得手里的包裹更沉重了。走进教室，用刀片划开纸箱，一股温热的气直腾上来，枇杷被好几层纸包裹着，拨开时，果不其然，一颗颗枇杷都变成了土黄色，有的甚至已经腐烂了。我找来袋子，将腐烂的枇杷一颗颗往外拿，我想，下面总有好的吧。我蹲在地上，一颗一颗地检查，到最后发现，一大半的枇杷都坏了。剩下的二十几颗无辜地躺在塑料袋里。我叹了口气，沉默在自习室里不敢让人发现。

　　我抬头，看见旁边自习的女孩妈妈来了，给她买了很多水果，还有一些用保温盒装着的东西。女孩在看书，妈妈就坐在边上，捋了捋女儿的头发，然后笑笑不说话。

　　我尝了一颗枇杷，竟然不甜。

　　应该是没有和母亲一起吃的缘故吧。我想。